作者：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晓雯（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将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分析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及风险规避具有重要意义。在互动仪式链理论支撑下，社会可以被视为一种信息传播形式，治理过程即为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发生的互动。在唤醒信息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革新物理、社会、人文三种情境实现情境再塑，破除治理场域中的壁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强化情绪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实现情感再塑，助推情感持续加能。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过程中主要面临数据误用、主体错位、适用偏差、舆情失控四方面风险。因此，需要采取一些风险规避措施：一是要完善法律规制，从法律框架和监管机制入手防范数据滥用和信息泄露；二是要规范科技运用，保持批判性思维，预防技术懒政和行政低效；三是要优化应用场景，充分考虑具体治理场景中人工智能的适用性；四是要加强网络治理，避免风险发酵与滋生。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技术的进步，开始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颠覆性变革。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将显著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对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21年发布的《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将智能化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目标，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2022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提升人工智能场景创新能力，围绕安全便捷智能社会建设打造重大场景。由此可见，将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分析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及风险规避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如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已有研究从管理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角度，探讨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面临的挑战及其突破路径[1]。形式主义和科层体制带来的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是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一核多元、赋权于民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2]。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受到组织规则和治理资源影响[3]，公共服务[4]、农民收入[5]、脱贫攻坚[6]、环境治理[7]等是衡量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技术手段，在基层治理各环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促进全过程人民方面，云场景、云传播、云知识等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畅通了传播渠道，拓展了参与空间，全方位提升了全过程人民的治理效度[8]；在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为基层党组织覆盖、党员教育管理、群众工作提升等提供了新契机[9]；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人工智能技术为“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两张网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通过精准识别社区问题、辅助城市规划和交通管理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10]。然而，人工智能技术为基层治理带来便捷和高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个人隐私和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算法偏见和技术歧视等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运用算法及算力对公共问题相关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如果数据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取，则会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害[11]。关于算法偏见，由于算法设计者的主观意识、训练数据不可避免地存在固有偏见，人工智能场景下的性别偏见[12]、公正损益、责任模糊、技术依赖等伦理问题也难以有效祛除[13]。

　　如何克服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规避其消极影响成为难以逃避的话题。在法律层面上坚持规制与保障并重，通过法律引导、法律规制、法律监管降低技术风险[14]；在制度层面上找回技术治理中的制度维度[15]，建立数据共享体系，完善智能治理运行机制[16]；在技术发展层面与相联结，加强对技术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17]；在技术伦理层面，形成由核心要素、创新过程与主体责任构成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三维分析框架[18]；在意识形态层面，重视人工智能意识形态的社会传播路径[19]；在治理主体层面，形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的协同行动结构。

　　综上可知，从赋能机制的角度探究人工智能为基层治理带来变革性影响的深层原因鲜有文献涉及，而厘清这一点对理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本文将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切入点，将基层治理过程看做各方主体在信息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动仪式，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探究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机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提出新的思考。

　　第三代人工智能展现出的“类人化”特征，表现在自主学习性、自适应性、智能交互、推理决策、环境感知等方面，能够从促进公众参与、拓展治理边界、增强治理敏捷性三个方面赋能基层治理，促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互动仪式链理论是社会学家柯林斯在涂尔干和戈夫曼关于面对面互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意在探究如何有效地将个体与集体联结起来。涂尔干认为，只有通过一定的“仪式”才能够产生集体兴奋，进而维护个体对于团体的忠诚。戈夫曼从微观角度出发，将“仪式”引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提出仪式代表一种个体必须守卫和设计其行动的符号意义的方式[20]，创造社会互动的“互动仪式”，即参与者好似剧场中的表演，按照特定的规则和期望呈现自己的角色，展示自己的舞台形象以及遵循的规范，维护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通过自己的行为、外貌和言语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并努力获得他人的认可。柯林斯在涂尔干与戈夫曼的研究基础上，将互动仪式理论与符号互动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不仅继承了戈夫曼对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社会互动的关注，还引入“情感能量”这一概念，以解释社会互动如何影响个体的情感状态和社会结构。该理论为从微观上理解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提供了全新思路，阐明了人们如何根据不同的社交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并通过互动来构建社会秩序。

　　互动仪式链理论从“情境”“情感”“符号”三个层面将社会互动看作一个动态过程，在某一特定情境中通过互动仪式激发情感能量，引发群体中的“共同关注”和“情感连带”，个体对事物共同的情感将衍生出象征群体团结、道德感与成员身份的符号。如果同时具备四个要素，一场互动仪式将得以顺利展开。两个及以上行动体聚集在同一地理空间且能够感知对方存在，存在一个无形屏障将非互动仪式参与者排除在外，行动体有一个共同关注的焦点，每个行动体分享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当共享的情感不断经历“加能”过程，即通过言语、身体动作以及“情感连带”得到强化并最终催生出集体兴奋，就会产生互动仪式的四种结果：群体团结和成员身份认同、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符号、道德标准[21]86-88。

　　互动仪式链理论根植于社会学领域，但也在诸多领域展现出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解释潜力。它为解释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如何产生和交换情感能量提供了一个框架，揭示了集体仪式如何创造共享的情感体验，以及社会互动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变迁[22]。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互动仪式链理论突破了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适用性，对于解释数字时代的社会互动和网络社区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模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从传播形式分析基层治理过程能够发现，在人工智能未广泛直接应用于基层治理之前，人们通常通过电话、邮件、网络媒体等方式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远程互动，但远程互动所产生的情感强度远远弱于面对面交流，使得基层治理难以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治理效果也难以得到保证。农业社会信息传播主要依赖面对面、书信、民间故事、歌曲、舞蹈等；进入工业社会，书籍、报纸和杂志等印刷媒介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电报、电话等电信技术的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的到来，尤其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爆发和应用，信息传播媒介发生了性、颠覆性的变化，虚拟场景变得更加真实，极大触发和集聚了人们互动仪式的情感能量，推动了互动仪式更加快捷、顺利地进行，打破了“两个及以上个体处在同一地理空间”的限制，虚拟在场的方式完全获得等同于身体在场的情感体验。因此，基于互动仪式链对于社会互动的理论阐释，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极大增强了个体间的情感连带，使个体的情感能量得以聚集，从而形成群体符号以促进群体团结。

　　互动仪式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成员之间能够进行情感的交换和共鸣。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为公众深度参与治理过程提供了可能，从而增强公众与政府间的情感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改革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各主体间的权力关系，政府对多元社会活动参与主体进行赋权，打破了传统科层制行政体系下权力和资源集中的局面，提升了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多元参与主体的话语权和自主性。人工智能的出现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其结果便是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能够为双方一同创造更多的权力。首先，政府的治理领域得到拓展。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由其引发的潜在社会风险不容小觑，对政府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其次，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例如，政府部门由于缺乏算法相关技术人才，必须依靠技术专家建言献策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理目标。再次，人工智能技术有利于打破信息孤岛，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扩大机会和提高能力，使公众能够更加广泛、便捷地获取信息，增强信息共享。最后，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和处理，弥补信息不对称短板，使信息更容易被公众获取，也使得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和采取行动时更加灵活地响应社会需求，将社会公众的合理诉求融入基层治理。

　　良好的仪式有赖于互动的动态性和适应性，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有助于提高治理敏捷性与合理性，更全面精准地回应公众需求。一是人工智能系统的实时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打造出基层治理的动态反馈系统，使得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能够全方位考虑公众需求并结合公众需求进行适应性决策。政府在日常决策和政策制定中需要依赖大量数据以了解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情况，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识别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如在城市交通管理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交通流量数据，预测拥堵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从而使相关部门可以据此调整交通信号灯的时序，以优化交通流畅度，提高城市居民的出行效率。二是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以及算法的应用，对自然灾害等潜在社会风险作出及时预警，为政府提供关于风险防控的科学建议，从而使政府能够更加迅速地作出反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三是智能大脑的信息整合能力与大数据分析能力远优于人脑，人工智能能够将尽可能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建模，并以接近真实社会的状态运行。如在制定环保政策时，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不同环保政策的实施效果，预测其对空气质量、能源消耗方面的影响，帮助政府找到最优政策方案，从而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影响。

　　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顺利进行的核心动力。在传统的社会互动中，情感能量的产生极大程度依赖于面对面的交流。人工智能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互动方式,特别是数字通信和社交媒体的应用，促进了传统治理模式向数字治理转变，拓宽了治理的空间边界，为情感能量的产生、维持和积聚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制，使得即使在缺乏物理接触的情况下，个体也能非面对面进行有效互动交流和共享情感体验，从而产生强大的情感能量。例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支持、反对、愤恨、痛苦、惊喜等情感表达，虚拟现实中的身临其境，都能够产生与面对面互动相接近的情感能量。在线平台中的用户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却可以在同一时间获取对某一事物的感受，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及接受他人的观点。这种数字化互动不仅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而且有利于形成情感共鸣和社会凝聚力。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分析和数据挖掘，可以有效识别用户的情感状态和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