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江南古镇，南浔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在南浔的骨血中，千百年流淌着一种文化，一种只属于自己的南浔文化。

　　如果把南浔文化比喻成一座巍峨的大厦，那么构筑大厦的每一块石头都无比坚硬，在岁月的长河中愈来愈焕发出自己的品性和灵光。

　　何为水乡，因为乡在水边，乡在水上，乡依水，水依乡。南浔因水而美，平添了几分秀气；南浔因水而韧，天生带着水滴石穿的耐力。

　　从某个角度也许可以说，南浔的历史就是荻塘（原名）的历史。筑堤成塘，疏通加固，拓宽延申，它的功能和作用日益拓展。从最初的“障西来诸水之横流，导往来之通道，旁溉田千顷”，到享有“东方小莱茵河”的美誉，开启南浔“繁华富裕压苏杭”的时代。頔塘在时期曾有过一次大修，南浔人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一半款项为南浔人捐赠。竣工后特建造碑亭以资纪念。碑亭前柱刻有对联“頔与荻同音，一字特因遗爱易；塘由唐始筑，千年又庆巨工成”。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南浔人一定充满了骄傲，在他们手中完成了一件千古伟业。每一个南浔人也必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了。兴修水利是一项工程，也是一种文化。人的技能、情感、精神都融入其中。完成了一项工程，也就完成了一种文化的延申和再造。

　　頔塘的风帆让一代代南浔人的视野、心胸、抱负超越了脚下的土地；大运河的波涛让南浔人一次次的出发充满了自信和动力。

　　《易.恒》：“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汉书.贾谊传》：“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而忘身，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家有家风，镇有镇风，弥散四面，百年方成。

　　书藏南浔。嘉业堂藏书楼让南浔的水土厚重了很多。这座近代中国最大的藏书楼，座落在丝商丝栈云集的水乡古镇上，既别具一格，又理所当然。“四象”之首刘家第三代的刘承干，把一个经商闻名的大家族转变成一个文化型的大家族也不足为怪，因为他是南浔人的后代。抗日战争初期，小镇大火，嘉业堂因四面环水而幸免于难。因为在南浔，书有超越一切的生命力。

　　南浔的书卷气缘由一种文化崇拜，它不张扬，却在血脉中深藏。又像经久不息的河流，从一家一户门前流过。据宋、明、清三朝统计，南浔籍进士有41人。南宋至，在全国有影响的浔籍专家、学者有80多人。清300年，南浔出学者450人，著作1200种。江南六古镇，南浔独占鳌头。

　　在张静江故居“尊德堂”有一幅抱柱联，“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积德”和“读书”四字，可以覆盖了南浔乃至整个江南的商贾名流、文人学士的心智探求和理性嬗变过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魂魄，世世代代的南浔人才有了走自己的路的勇气和底气。

　　是水的灵气滋养，南浔一代代能工巧匠以勤劳、智慧培育出一朵朵绚烂的花朵，开放在人类文明的大花园中。

　　缉里湖丝光耀首届世界博览会，与蚕种及工艺的不断创新紧密相关。在工艺上，蚕农总结出了“制丝八法”，缫出的细丝既“细、园、匀、坚”，又“白、净、柔、韧”。缉里湖丝在清中叶后经历了两次优化改良，从“缉里湖丝”到“缉里丝经”，再到“缉里干丝”，在技艺的不断改进、创新中，南浔人一次次在人类追求高贵、舒适的进程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文房四宝，湖笔为首。虽然湖笔起源较早，但湖笔闻名于世当是在元代。元代湖笔制作精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艺水平。当年在归安善琏，以冯应科、陆文虎为代表的一大批制笔巧匠，制作出了一支支笔锋坚韧、浑圆饱满、修削整齐的湖笔，形成了“锐、齐、圆、健”的笔之“四德”，其祖传技艺一直流传至今。

　　湖丝、湖笔作为最典型的技艺文化的代表傲然于世，离不开南浔这块土地世世代代蕴藏着的一种工匠精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执着专注，追求卓越。从缉里湖丝的“制丝八法”到湖笔制作的“四德”，南浔人就是在技术技艺的创新中探寻一种文化，就是在精益求精的创造中光大一种文化。

　　一位建筑大师说过，从事建筑活动“在我看来，以什么态度去做永远比用什么方法去做重要得多”。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去猜度当年南浔镇上的“四象八牛”和他们的后代，在建筑小莲庄、嘉业堂、懿德堂时的心思和情感，但他们留给我们的绝不只是一幢幢建筑物，而是一种态度，一种观念，一种价值评判。

　　南浔园林是中国近代园林荟萃之地，不仅承袭传统文人园林手法、意境，容收藏、雅集与园林于一体，而且还汲取西方文化元素，形成中西材料、造型、审美等杂糅的特色。庞氏宜园追求天人合一的意境，张氏适园藏书适志，留园的村野闲趣，小莲庄更是抵达诗书画意完美融合的境界。难怪在当下的建筑界业内也有这样的观点——今天的建筑师不堪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这大概是任何一座古镇都不具有的，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浔商群体在南浔的建筑中增加的西方色彩和元素。懿德堂以其内蕴、内敛、舒放而不张扬的蓄势理念，将传统的江南厅堂与浪漫的欧式建筑一起蕴藏在高高的风火墙内，不动声色地让两个世界和平相处。只有在南浔，把古今中外的建筑特点作为一种独特的物质积淀方式，实现了一种文化的话语转型。

　　从新、趋新，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而言，本无可厚非，但从新、趋新中能不失传统之韵调，不弃文化之本位，则非有见识者不能为。

　　“富可敌国”一词可以是比喻，可以是夸张，但它把“富”的边界延申之最大化是无可置疑的。而南浔曾经做到过，以弹丸之地骄傲地对视天下王土。“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的财富总额约为8000万辆白银，而19世纪90年代，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7000万辆白银。

　　对南浔人而言，当年的上海滩完完全全是另一个世界，一点都不亚于当代版的“北京人在纽约”。但是，以刘镛为代表的一代浔商面对这个新世界，走出了一条闯荡——立足——威震——傲视的开拓者之路。这得益于他们胆识过人、精明强干、多谋善断的品质。浔商以生丝发家，又逐渐转向盐业、地产、典当、船运、电力、金融、铁路、茶叶等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用“勇立潮头”来形容浔商的地位和气质也不为过。直至当代改革开放中南浔人的上佳表现，依稀还能寻见当年浔商矫健的身影。

　　后人总结“四象”之首刘家兴旺的原因：一机遇，二恒心，三诚信，四勤劳。其实何止刘家，浔商群体昂首挺立的基石也不外乎这几条。诚信为本，乐善好施，浔商让南浔这个商贸重镇在中国儒商行走的道路上，实实在在踏出了一串自己的脚印。

　　国内有学者提出，浔商在近代社会变迁路径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儒学化的价值选择。这一特点与徽商、晋商、甬商相比，显现的更为明显。难怪在浔商集团的后人中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文化人物。连浔商集团都带着如此浓厚的文化气息，任何一位研究者在定义南浔时，如果遗忘了“文化重镇”四个字，必定与精准一词差之千里。

　　“得诸社会，还诸社会”，是“四象”之一顾家的家风。这是一道何等强劲的风啊！它从南浔出发，让走向华夏大地的近万名学子感受到了家乡的深情厚谊。

　　何止顾家，当年浔商回馈社会的义举着实让人感叹。就以办学为例，先后就有浔溪书院、明理学塾、浔溪公学、浔溪小学、正蒙学塾、浔溪女校、第一女中、第二女中，教育普及社、儒嫠小学、丝业小学、南浔中学、南浔国学讲习所。还有哪一个镇举办过如此众多的教育机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诗书传家也就顺理成章了。

　　古今中外植根南浔、光耀华夏的名人、才俊不胜枚举。舞台上挥洒才智、报效国家者有之，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家有之，学识精湛、独树一帜的科教精英有之。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代又一代“浔贤”，无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国家的抱负，还是坚韧不拔、殚精竭虑的意志品质都反哺着桑梓的无数后人。

　　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少有人不知道《哥德猜想》，当代喜欢阅读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瓦尔登湖》。前者是徐迟创作的报告文学，后者是徐迟翻译的、被公认为梭罗代表作的最好译本。如果徐迟不是出生在南浔，如果他不是一生对水晶晶的家乡一往情深，他还能做到吗？这位南浔人的杰出后代，他回馈桑梓已经超越了家乡故土，而是华夏大地。这是南浔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我们的祖先真是具有大智慧，只需要四个字——天人合一，就把一切都讲明白了。也就是人与人以外的万物和谐共生，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在南浔菱湖，千百年来先民们为我国保留了最完整的传统生态农业——桑基鱼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肥桑，各个生物链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工生态系统。星罗密布的盈盈水塘让一代代养鱼人，在对水的研究中形成了水乡文化的大智慧，在对水的情感积淀中理解了人与自然的大美大爱。

　　上苍给了太湖南岸一汪清水，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水系保护的结果。蚕桑区最后落在四府交界区，落在湖州地区，与这里的水有密切关系。辑里湖丝声名远扬离不开这里的一方好水。清初唐甄在《潜书》里说：蚕桑集中在太湖南岸，“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这里的祖祖辈辈依傍水、开发水、利用水、保护水，造福千秋万代，才有了今天的丝绸之府、鱼米之乡。

　　水乡人理解的“天人合一”大概首先是人水合一吧。水给与人环境和生活，给与人情感和灵魂；人适应水，尊重水，丰富和美化水。行走在江南水乡小镇，随处可见与水相伴的水巷、小桥、驳岸、踏渡、码头、石板路、水墙门、过街楼等等建筑。水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在天地间如同一对恋人，相依相伴，永不分离。

　　民俗最早只是人们为表达情感而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出来的一种贴切身心、生活的文化样式。最初的民俗是简单而随意的，渐渐地它们的特定内涵就固化下来，成为反映地区或民族的社会习惯、文化信仰、道德伦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南浔“土膏沃饶，风俗淳秀”，民性善良柔顺，在稻作文化、蚕桑文化的大背景下，在生产、生活、岁时、礼仪的丛林中，结出了一串串丰硕的果子。

　　因为蚕花节，春天才是含山的春天。创立这个节日也不是偶然的。那时在含山地区不仅农人、织工、丝绸商人从事蚕桑事业，而且含山人民祖祖辈辈都是靠蚕桑生产生活。蚕花节让大家在时间、空间上得以有机会相聚，加深了地区民众的联系，满足了蚕农的精神文化需要。蚕花节凝聚着底层民众的情。